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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贸新思维:对外基建输出化解产能过剩

为了化解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,将目光投向了境外。

10月初,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印尼时倡议筹建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”,表示愿意向本地区发展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;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随后出访文莱、泰国、越南时,频频推销的高铁技术,并与泰国达成了“大米换高铁”的合作意向。

以投资为纽带,不遗余力地输出基础建设项目,引起市场关注。此举可能改写长期以来主打消费品输出的出口版图,在以后的出口目录中新添两大项:资本和钢筋水泥。

海外基建大单

“资本+钢筋水泥”的基建输出,自习近平主政以来即动作频频,已与亚非多个国家签订基建大单,斩获颇丰。

据《齐鲁晚报》报道,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时,中坦双方签署了巴加莫约港综合开发项目合作备忘录。港口运营商香港招商局有限公司将承建这一预算高达100亿美元的项目。在这一项目之外,中坦两国还将签署十余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备忘录。

为了筹集资金修建港口,坦政府曾考虑求助于世界银行,然而冗长的审批程序让修建计划迟迟难以落实。2012年年底,坦政府向——这个坦赞铁路曾经的最大援助国,如今的坦第二大投资国——提出了合作意向,很快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回应。

在非洲大陆的西边——塞拉利昂,也签订了一系列的基建工程合同。据新华社等官方媒体报道,在今年年底前,公司将在塞拉利昂展开一系列耗资80亿美元的基建、农业和采矿项目。

路透社的报道称,其中最大的一个项目涉及65亿美元投资,总部位于北京的私营能源企业——庆华能源集团将对这一采矿和基建项目进行投资。法新社表示,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还宣布与铁路公司达成协议,在距首都弗里敦60公里处修建一个新的机场。

参与海外基建市场并非新事,但是从今年年初以来签订的一系列基建大单,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同时伴随着资本出海。如果说以往只是出工出力的话,现在是“既出钱又出力”。

在访问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,习近平承诺,除了参与咨询、规划、可行性研究和方案设计等工作,中方3年内将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。中方将通过投融资、援助、合作等多种方式,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。

10月2日,习近平在出访印尼时倡议筹建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”,表示“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,以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。”

亚投行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,实现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和劳务输出,拓展企业的海外市场。经济交流中心学者王军认为,通过财政出资,可在该银行内设立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援助基金、基础设施技术投资援助基金和特别基金等规模、用途不同的各类基金,以便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和项目开发提供融资支持。以此为纽带,也能够将援外资金、各类基金、商业银行和企业连成一个整体,形成“走出去”联盟。

基建领域产能过剩

在2013年大规模参与海外基建,实现资本和产能输出,是由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和外部环境共同促成的。

一方面,在经历多年的投资狂潮之后,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。

轻工业领域,2001年加入WTO以后,由于外部市场的急剧扩大和需求繁荣,的服装、制鞋、玩具、家电、轮胎等产业产能迅速扩张,成为全球第一。一旦外部需求出现波动,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凸显出来。为了化解过剩产能,20092012年推行“家电下乡”等措施扩内需,短期对冲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营风险。

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更为严重,电力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化工、水泥、船舶制造和煤炭等与基建相关的行业,产能严重过剩,而且体量十分巨大。据工信部数据,2012年粗钢产能约10亿吨,产能利用率仅70%左右,当年市场仍然供大于求,钢铁价格全年下滑;有色金属中,主要产品铜也同样过剩,产能利用率一路下滑,2008年2011年间的产能利用率均值,已从此前的89%下降到81%左右;水泥行业早在2003年就已出现产能过剩的苗头,截至2012年底,水泥实际产能30亿吨,超出需求约8亿吨。

以上行业负债率高,债务总额大,以钢铁行业为例,全行业负债总额超过4万亿元,负债率为67.95%。由于产能利用率低,这些行业长期处于低效率运转状态,一旦行业利润低于停止营业点,出现大规模破产倒闭潮,不仅冲击本行业,由于信贷体系的杠杆作用,对金融领域也将形成致命打击,极有可能诱发大面积金融危机。

另一方面,在与基建相关的各产业产能过剩的同时,世界各国对基建的需求却是十分旺盛。记者梳理发现,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纷纷抛出规模庞大的基建计划,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家。

英国提出到2015年要投资1900亿英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;欧盟则计划在2020年以前投资1.5万亿美元建设公路交通,投资2700亿欧元建设高速宽带网,投资150亿欧元用于信息能源和基础设施;日本则因城镇化发展进入后半程及灾后重建,也释放出巨大的基建需求。

东南亚、非洲、拉美等地区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家,对互联互通的交通、通讯和电力设施的需求同样巨大。有机构预测,未来五年,亚洲、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基建需求将从目前的1.5万亿美元,增加到2017年的2.3万亿美元。

亚洲开发银行预计,今后七年,东盟国家每年基建需求量为600亿美元;海湾六国正在规划环海湾铁路网,预计投资1600亿美元;南美洲也将实施南美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,覆盖整个南美大陆的交通运输行业设施建设将需要1200亿美元。

经合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《2030年战略运输基础设施需求》称,全球航空客运、货运量、港口集装箱都将保持强劲增长,预计到2030年全球各类运输基础设施约需55万亿美元投资,相当于每年投入全球GDP的2.5%。

庞大的需求背后是巨额的资金缺口。以上述坦桑尼亚巴加莫约港项目为例,该项目预算金额为100亿美元左右,但坦桑尼亚2012年全国的GDP才200亿美元,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。

许多国家都加大了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外开放,试图吸引外国资本、民间资本来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,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今年5月,巴西外交部贸易投资促进司司长鲁本斯·伽马访问时,公开对媒体称,希望参与巴西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,期待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巴西的基础建设融资债券。

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。到2013年年中,外汇储备规模约为3.5万亿美元,其中1.28万亿美元投资于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,投资回报率极低。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,意图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,以融资带动相关产业的人、财、物和技术输出,缓解产能过剩,无疑体现了运用外汇储备的新思维。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,扩大内需很难在短期内消化过剩产能,基于当前“生产能力在境内,市场在境外”的考虑,因此需要继续开放,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。

用投资拉动贸易

加入WTO后,的建筑工程企业在海外攻城略地,凭借过硬的技术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,在市场上很快建立起了声誉。其后,的水电、能源和交通基建类企业迅速跟进,投资项目遍地开花。联合国贸发会议(UNCTAD)今年6月发布的《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》(下称《报告》)称,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创下84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,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。

《报告》特别提到,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投资,过去几年迅速上升。比如,企业在印尼的基础设施领域总计已投入大约70亿美元,在老挝将投资70亿美元修建铁路,中缅铁路已经开建,连接和新加坡的区域高铁网也在筹划中,有望很快开建。

在这些对外投资中,中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水电在柬埔寨、老挝等国家投资建成了水电、建材等十几个项目,总投资超过60亿美元;华电准备投入6.3亿美元,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建造当地最大的发电。而用对外投资拉动对外贸易,中资企业也作出了不少尝试和探索。

据中联重科高级总裁张建国介绍,中联重科2008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供应商,当年,中联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联融资租赁(香港)有限责任公司,随后又在澳大利亚、俄罗斯、意大利、美国、南非成立了融资租赁公司,向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客户提供金融支持。

在这种融资租赁模式下,中联重科的金融服务公司或者直接向非洲等潜在客户提供贷款,用以购买中联重科的产品,或者联合银行向该国进行投资或者贷款。借鉴这种模式,周其仁建议政府的金融政策与产业相结合,为他国贷款购买设备提供金融支持,以此支持经济转型和升级。

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,2000年企业海外承包工程量仅为100亿美元;十年后的2011年,工程承包合同额已经达到1400亿美元,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%。

不过,这一增速在去年出现了明显回落。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国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随着人力资源成本上升,大型基建企业在海外的竞争优势减弱,面临转型,转型的方向在于以投资带动基建承包。这种转型的具体体现是,今年3月习近平参加金砖首脑会议和访问非洲期间,包括国家开发银行、进出口银行、银行和相关商业银行,都积极参与到基建项目的合作中。

版“马歇尔计划”

这种资本加产能的输出方式可能代表了外贸一种新的思维方式,其运作类似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。二战结束后,一方面是欧洲各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,对于恢复国家经济有巨大需求,但苦于经济贫困,无力投资;另一方面,美国由于战争结束,外部需求大幅下降,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。

1948年4月,美国国会通过《对外援助法案》,以贷款的方式援助西欧国家,同时输出过剩的物资。援助总额达131.5亿美元,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。

马歇尔计划成功实现了“双赢”。计划实施期间,不仅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%,促进了西欧联合;更为重要的是,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,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,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,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日本战后经济复苏,在产能过剩时也采取了类似做法。上世纪50年代,日本第一次出现产能过剩危机,日本政府通过收入倍增计划、提升需求解决了该问题;到上世纪80年代,日本再次出现产能过剩危机,采取对外投资的办法,把过剩的产能引入其他国家,以化解危机。

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北大教授、前世行副行长林毅夫2012年接受奥地利《标准报》采访时,即提出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全球“马歇尔计划”。林毅夫认为,非洲国家可以重复当年的成功故事。他举例说,埃塞俄比亚现在的劳动生产力已经达到了70%的水平,劳动力成本也很有优势,但是恶劣的基础设施吓跑了很多外来投资。援非可以把重心放在基础设施方面,打造版“马歇尔计划”,这将在短期内创造就业和商品需求,长远来看,还将大幅提高生产力。

这并不是第一次提出“马歇尔计划”。此前在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,全国政协委员、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即提出向亚非拉发展家提供约5,000亿美元的国家贷款,要求这些国家在使用贷款时必须向企业采购商品,或者由企业承担项目建设。

周其仁对《》记者表示,在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,不能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,国家的战略也应该与之相配合,提供金融和融资方面的支持。

国家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也认为,这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新的支撑,即努力增加内需的同时创造外需,不再是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输送到发达国家,而是把资金带动的产能输出到发展家,这样一个新的外需的创造模式会支撑经济再发展20年到30年。

采取投资加基建的外贸新模式,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巨额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,提高投资回报率;另一方面将有效带动基建相关行业的产能输出和消化。

随着全球需求的减缓以及出口商品的成本提升,外贸原有的高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。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,9月份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速仅为3.3%,其中出口更是出现了下跌,同比下降0.3%,与过去平均30%的高速增长不可同日而语。这种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出口和产能输出的模式,很有可能成为今后外贸乃至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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